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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宋帝国三百年5,文功武治宋太宗:公元976年至997年军政故实(下)
分类: 军事文学 作者: 金纲
更新:2018-10-30 状态:完本 字数:24.47万字

简介: 太宗践祚,“金匮之盟”的“再传”版本甚嚣尘上。继续“兄终弟及”模式,或重回“嫡子继承”古制,让注重个人节操道义的太宗焦躁不安。赵普的“一言之建”,不幸成“赵廷美案”导火索,读懂此案,可懂大宋皇室大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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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说试读

壹皇弟之死

宋太祖围困金陵旷日持久,还是不愿意无辜杀人;宋太宗攻取太原,契丹随时可能来援,看到将士争奋登城,他还是担心城破之后,控制不住而屠城,竟下令攻城稍缓。富有如此这般圣贤气象的人物,会谋于密室,暗中策划,杀害自家骨肉?

“金匮之盟”的“再传”版本

太宗赵炅,一生吞咽了三大苦果:高梁河之败,岐沟关之败,皇弟赵廷美之死。这最后一个苦果,让恪守“兄友弟恭”伦理大义的士大夫侧目,有一种诛心的说法甚至认为是他暗算了兄弟赵廷美。

赵弘殷和杜太后生有五个儿子。赵匡胤是家中老二,老大早夭;赵炅是老三,赵廷美是老四,还有一个老五,也早夭。按照以杜太后为主角的“金匮之盟”说法,赵匡胤之后,帝位传兄弟赵光义,而不传儿子赵德昭。这样,执掌乾纲者在二代之后,还是成年君主,不至于出现后周柴荣之后,孤儿寡母无法控制最高权力那种弱势格局,大宋似可因此避免因权力失衡导致的国家动乱。

太宗之后呢?于是,“金匮之盟”的故实中,又有了另外一个“再传”版本。也即由太祖传太宗,太宗再传兄弟赵廷美,赵廷美再传太祖之子赵德昭,由此大宋帝王重新回到太祖谱系。

这个说法来自于时人王禹偁。

王禹偁是太宗、真宗两朝的文人,有一部传为他所著的《建隆遗事》,“再传”说,就是由此书发端。

书中讲述了一个近于传奇的故实。

说赵匡胤对杜太后非常孝顺,对兄弟非常友爱,这种孝顺和友爱,几乎“旷古未有”。

有一次,赵匡胤在“万机之暇”,抽空召来晋王赵光义、秦王赵廷美,皇子南阳王赵德昭、东平王赵德芳,以及皇侄、公主等,到杜太后的房阁饮宴。书中有解释说,秦王赵廷美,乃是宣祖赵弘殷的第三子,也是杜太后亲生。有传言认为赵廷美是太祖的乳母所生,从王禹偁的说法来看,显然不是。

一家人聚会非常和睦。“酒酣”,太祖对杜太后说:

“我百年之后要传位给晋王,让晋王百年后再传位给秦王。”

杜太后闻言大喜,说:“我久有此意,但不愿意说出来。我要万世之下,人们会传颂一个妇人生了三个天子!你这番话真是大孝,‘成吾之志’!”说罢,让晋王、秦王赶紧离席,拜谢大哥。太后又对太祖两个兄弟说:“今天的皇上,过去以布衣身份侍奉周室,曾经多次力战争取功名,那真是‘万死而遇一生’,这才做到节度使。等得到天命,做了皇上,这么多年来,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征讨,没有一个月不在打仗,真可以说是‘历尽艰危,方成帝业’。你们俩没有功劳却安享尊荣,成就大的爵赏,应该知道幸运。以后,各自都不得有负于陛下!”然后,对秦王赵廷美说:“我不知道秦王百年后,又将基业托付何人?”

秦王当即回答:“愿立南阳王赵德昭。”

杜太后闻言又是一喜,道:“是了!是了!”又说:“传位事,陛下能有此意,我能料到,但这也是天意!他日,你们各自都要按照今天说的这个约定做,不得逾越——逾越这个约定,‘罪同大逆,天必殛之’!”

赵匡胤听到这里,马上要儿子赵德昭来拜谢杜太后。

在一场家宴中,“再传”模式被建构起来后,杜太后还不放心,又对赵匡胤说:“可以替我将赵普呼来,令他以今天的约定写一篇《誓书》,与你们兄弟依次传而收藏。还要选择一个吉日,将这个约定上告天地、宗庙。陛下认为是否可行?”

赵匡胤答应下来,当即召赵普入宫,让他来草拟这篇《誓书》。但赵普推辞说自己不善于作文,于是又召翰林承旨陶谷前来拟文。

王禹偁书中说,这篇《誓书》交给晋王赵光义也即太宗赵炅收藏;等到赵匡胤驾崩,赵炅又将《誓书》交付秦王赵廷美收藏。但后来赵廷美“谋不轨”,“幽死”(幽囚或幽愤而死),《誓书》藏于禁中,最后不知道下落。太祖之子南阳王赵德昭也因为犯事,被“逼令自杀”,于是“传袭之约绝矣”。

这个传奇故实,讲述的“赵匡胤—赵光义—赵廷美—赵德昭”再传模式,有很多漏洞,与后来发生的“史实”,有难于理清逻辑的地方。譬如,让陶谷来草拟《誓书》,天下几乎无人相信。陶谷有躁进之习,品德不佳,乃是太祖太宗都不喜欢的人物,怎么会召他来做如此机密大事?此外,赵普也并非不能拟文,他有若干上疏,文辞典雅丰赡,也是一才子,如有这大功勋,他更不当推让。此外,陶谷若做此事,他留下的各类传世文件中,当有透露,但迄今找不到星点蛛丝马迹。故陶谷拟文事,必假。

传奇故实中还说秦王赵廷美先“幽死”,南阳王赵德昭后“自杀”,这个时间就不对,因为赵德昭自杀在太平兴国四年(979)八月;赵廷美出事被罢官是在赵德昭自杀三年后的三月。《建隆遗事》记录的这个故实,在时间、人物、身份说明上,都有令人生疑的地方,所以此事历来被人打量,不敢肯认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作者李焘就在引用这个故实后说,书中语言很多鄙陋之处,不像王禹偁的风格,因此“不可据信”。但李焘也同时认为:史上记录太宗之事,赵廷美做开封尹、赵德昭领贵州防御使,正与太祖传太宗之前,让太宗先领睦州防御使,后又做开封尹的行迹一样。先领一个防御使,而后再做开封尹,这样经由历练,就可以顺利接近帝位。因此李焘说:“恐昭宪及太祖意或如此,故司马《记闻》亦云太后欲传位二弟。盖当时多有是说也。”恐怕昭宪太后也即杜太后和太祖当时的本意确实如此,所以连司马光《涑水记闻》也说太后要传位给太祖的两个弟弟,那是因为当时很多人有这样的传说。

李焘的结论性意见是:虽然这个传奇故实不可据为信史,但也“不可全弃”。他给出的方法就是“两存其说”,并且相信太祖太宗的盛德,自能在后世为人明了,哪里是诬言,应该有人知道。

我的结论性意见是:“金匮之盟”可信。杜太后确有赵匡胤之后传赵光义之提议;而赵光义传赵廷美,再传赵德昭,这个约定则未必为真;但一定是有一种宫内说法,涉及这个模式。而赵廷美、赵德昭也应该知道有此一说。比较有意味的是:赵廷美可能在认真期待此说的现实实现,在后来的记录中,他甚至也有推演此说成真的努力。这样,就有了觊觎皇位的权力再分配心思和动作。按照后来的逻辑倒推,赵廷美可能做事不谨慎,且有被他人“阴谋拥戴”的绝大可能性。但故实逻辑开始有了起点的时候,那就只能走向一个个节点,最后走向终点。逻辑起点,是“业”是“因”,节点与终点,是“果”,一个个“果”。在地球上,在金星与火星之间的这个星球上,无人能逃避因果。因果是宇宙绝对规律。赵廷美“觊觎”是“造因”之始,“幽死”是“结果”之终。

而赵普与卢多逊,这两位大宋名相,则是赵廷美“幽死”的大力推手。

《建隆遗事》中的顾命大臣

还是要说到王禹偁和传为他著的《建隆遗事》。

他的书中,赵普和卢多逊几乎相当于赵匡胤的“顾命大臣”。那又是一个近于传奇的故实。

说赵匡胤似乎知道自己就要“晏驾”,此前一天,就派中使宦官“急召”两位名相入宫。在皇上寝阁,二位到了皇上病榻前。赵匡胤说:“我知道我这病肯定是不能医治了。我要见二位爱卿没有别的,因为有几件事还没有来得及施行,你们拿笔墨来,记录我的话,我死后一定要尽力施行,如此,我‘瞑目无恨’了。”赵普等记录的几件事,都关系“济世安民之道”,赵普、卢多逊二人看后,不禁呜咽流涕说:“这些事,我们都会依照圣君您的宏谟来执行,但有一件大事,还没有看到陛下指示。”老赵问何事,赵普等回道:“大宋还没有立太子,陛下如果有万一,诸王之中应该立谁啊?”赵匡胤说:“可立晋王。”赵普二人说:“陛下艰难创业,最后国家有了升平气象;如此,自应由圣子受命为帝,不可从诸兄弟间论此事啊!臣等担心一旦如陛下决定,大事一去,那可就不好回环啦。请陛下考虑成熟。”赵匡胤说:“我不忍违背太后的‘慈训’。太后的意思是海内已经小康,但更应选一位‘长君’而不是‘幼君’来管理天下。我意已决,请诸公好好为我辅佐晋王。”说罢,令人取出御府的珠玉金器等赐给赵普、卢多逊,让他们回到自己府邸去了。第二天,太祖崩。

此后,太宗知道赵普等人有这样一番不利于自己践祚的议论,对这二人就有了不满。等到正式继位后,就因为卢多逊与秦王赵廷美“谋逆”事有牵连,将他贬死在岭表之地;赵普则因为有宫中妇人的暗中相助,免予一死。

大意如是。
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的作者李焘不信这个说法,认为这个“顾命”说法与前面的“再传”说法,文字间相矛盾,好像赵普不知道有个“再传”的说法似的。另外,太祖驾崩时,赵普已经罢相,正在外地做节度使,不可能与卢多逊同时为相。

李焘的结论性意见是:这一段故实,大有“污蔑君父”之恶,很有可能是卢多逊亲党干的活儿。因为赵普得罪人多,更与卢多逊不和,故“卢党”大肆诋毁赵普,托名王禹偁,将这些事窜入到《建隆遗事》中。王禹偁乃是直言人物,多次遭遇太宗贬黜,所以“卢党”群小借机来做此事,扩大影响,耸动视听,嫁祸赵普。

我的结论性意见是:确如李焘所论,但赵普劝谏太祖不要传弟而传子,也即改变“兄终弟及”模式,回复“父死子继”模式,应确有此事;卢多逊在心理天平上倒向赵廷美,并与之密切来往,商讨大计,也应属实;赵普与卢多逊关系恶化,更是实有其事。不同的是:一系列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,已难考证,但根据后来史实倒推,则不难看到,这一段“顾命”故实,有与史实呼应的情节关系,就事件逻辑而不是具体细节而言,并非向壁虚造。

为赵炅辩诬:太宗不会谋害亲侄

赵匡胤的两个儿子都不幸早死。

赵德昭,太平兴国四年(979),太宗“乘胜取幽蓟”不利,不予颁赏,他劝谏叔父要及时颁赏,遭遇太宗冷嘲训斥,自杀,年三十二岁。南宋时,他的九世孙是宋理宗,十世孙是宋度宗,十一世孙是宋末三个幼主。

赵德芳,太平兴国六年(981)病逝,年二十二岁。南宋时,他的六世孙是宋孝宗、七世孙是宋光宗、八世孙是宋宁宗。坊间往往称赵德芳为“八贤王”,事实上不确。他死得确实太早了。

南宋,从孝宗开始,帝王谱系回归到太祖一支。这是后话不提。

但是因为太祖这俩儿子都在青年时期死去,于是,赵廷美有了不安。

按照古来帝王辣手传统,父子相残、兄弟互害的故实太多了。唐太宗一手导演的“玄武门之变”,更是人所熟知,赵廷美也应该不陌生。他在不安中有些不知所措,一些动作也往往令人生疑。

赵廷美不安,可以理解。但将赵匡胤两个儿子之死理解为太宗所害,此事在大宋朝很难定谳——没有真实证据,不合推演逻辑。

我不信太宗谋害侄子说,认为这类说法还在“阴谋论”窠臼中打转。“阴谋论”中,最常见的一个说法就是:赵德昭、赵德芳,如果不是被谋害,怎么会那么年轻就死掉?

读五代史、读宋史,会发现,那个时代,早夭的人物太多了。就这个问题,我愿意为赵炅辩诬。看看赵炅他自己的儿子,就知道,宋初,早夭几乎是一个常见的生命现象。

太宗有九个儿子,长子元佐,次元僖,次即真宗皇帝,次元份,次元杰,次元偓,次元偁,次元俨,次崇王元亿。

长子赵元佐疯癫半世,却获长寿,到仁宗天圣五年(1027)去世,年六十二岁。

太宗二子赵元僖,是太宗非常喜爱的一个儿子,年纪轻轻时,就被任命为检校太保、同平章事,封广平郡王,后又进封陈王,改名赵元佑。赵元佐疯癫后,太宗已经有意要他来继承皇位。雍熙二年(985),以赵元僖为开封尹兼侍中,进封许王,加中书令。这是立为太子的节奏。淳化三年(992)的一个冬天早晨,元僖早入朝,正坐在大殿旁的一个庐幕中等待上朝,忽然觉得身体不适,就直接回府邸了。太宗知道消息后,赶紧起驾去看望儿子,但元僖病已重。太宗呼叫他,还能勉强应答,一会儿工夫,薨,年二十七岁。

史称“上哭之恸,废朝五日”,太宗哭泣得十分悲痛,五天没有上朝。

元僖“姿貌雄毅,沈静寡言”,他做京兆尹五年,“政事无失”。他死了以后,太宗一直追念不已,常常“悲泣达旦不寐”,成宿地痛哭,以至于不能入睡。甚至,还专门写了《思亡子诗》给近臣们看。

元僖之死,还有另一种说法。

说元僖尹开封府时,太宗选了一批名士如吕端、张去华等人辅佐他,又为他娶了功臣李谦溥的女儿为妻。但元僖不喜欢李氏,却迷恋侍妾张氏。张氏绰号“张梳头”,应该是一个讲究发型的美女。但这个女子心肠狠毒,智商不高,很想谋害李氏,自己来做夫人。淳化三年太宗生日前,家人要做寿礼。张氏预先花了万金请人制作了一个带有机关的黄金酒壶,一部分装美酒,一部分装毒酒。到了早上入朝见太宗时,元僖夫妇要率先上寿,张氏就为二人斟酒,先给元僖倒了美酒,又给李氏倒了毒酒。但没有料到的是,夫妇二人无意中临场互相调换了杯中酒。张氏躲在屏风后观看,急得揪耳朵跺脚丫,但已经无济于事。元僖饮酒后,到庐幕中,就觉得不适,已经昏愦不省人事,来不及正式贺寿,就被人扶上马往府中走去,走在东华门外,还从马上掉落下来,被人扶着勉强回到家中。回去后,就死了。太宗知道后,当即命人调查,很快破案。当事人都受到了极为严厉的惩罚:张氏和制作酒壶的匠人等,在冬至日被“脔钉”于东华门外,元僖府中的辅佐们都被贬官。

记录这件事的是南宋文人王铚,在《默记》一书中。书中言,张去华的孙子张景山曾经说过这件事,张去华也因此事而贬官,所以张景山知道得很详细。王铚看到的北宋国史记录,说到此事,认为多有“微辞”,也即隐晦之词。他认为张景山说的可能更真实。

史上记录,往往有采自“坊间想象”者。关于赵元僖,就有另外一个记录。

说寇准通判郓州时,被太宗召见。太宗对他说:“知道爱卿深谋远虑,你试着来为朕决断一事——但这事不要惊动朝廷内外。此事,我已经与大臣议论很久了。”寇准问什么事,太宗说:“东宫赵元僖经常做不法之事,他日一定会有桀、纣般的恶行。打算废了他,但东宫也有兵甲,我又担心因此而招来祸患。”寇准说:“可以选一个日子,要东宫到某处去主持行礼大典,其左右侍卫都要跟着他去。陛下可以派人搜查东宫,如果真有不法之事,等他回来给他出示,隔开左右不要让他人进来,这时,就是一个宦官的力量也可以做得。”太宗认为他说得对,就按这法子,在赵元僖的王宫搜查出了很多滥刑之器,有剜眼、挑筋、摘舌等刑具。赵元僖伏罪,这才选了后来的真宗皇帝为太子。

据说,这是宋人张唐英所著《仁宗政要.寇准传》中的文字。

但这个记录,与其他史实记录差异太大,内中漏洞太多,很少有人相信。

太宗三子,就是宋真宗,平安一生,享年五十五岁。

太宗四子赵元份,死时年三十七岁。

他的儿子赵允让,后来封为濮安懿王,其子就是后来即位的宋英宗。大宋曾有一场著名的“礼仪之争”,史称“濮议”。这一场争论旷日持久,成为耸动朝野的文化大事件,过程复杂而又生动,简言之,就是宋仁宗无子,而以濮安懿王之子赵曙为子并即位,那么,应该以濮王为皇考,还是以仁宗为皇考?卷入这一场争论的有当时的著名大臣韩琦、吕诲、欧阳修、范纯仁等,朝中分为两派,各执一词,各自有理。在礼制和礼治天下的文明邦国,这类出于孝道的争论,就是天大的事件。这是后话,容当后表。

元份这个人很宽厚,守礼,气度不凡,有一种典雅昂然之姿。但他娶了个厉害夫人李氏。史称李氏“悍妒惨酷”,骄悍、妒恨、残忍、酷毒,宫中女婢有人小不如她心意,不是鞭打就是杖打,有时甚至将人活活打死。太宗赏赐礼物,给诸子时,往往告诉要“均给”,也即府邸中人都有份,但李氏常常都收归己有,不给他人。她对元份似也无情。元份生病卧床时,太宗亲自来看,发现左右居然没有人侍奉汤药。元份死的时候,李氏一点忧戚之容都看不出。大宋皇室,男儿往往心地柔软,身居帝王、亲王、皇胄之贵,却鲜有暴戾恣睢之人。

“但见血山耳,安得假山!”

太宗五子赵元杰,真宗咸平六年(1003)的一个夏天,“暴薨”,忽然死亡,年三十二岁。死因不明。

这是太宗的一个才子,至道二年(996),授扬州大都督、淮南忠正军节度使,封吴王;真宗时又授徐州大都督、武宁泰宁等军节度使,改封衮王,大多为武职,但他骨子里却是个文人。史称元杰“颖悟好学”,他有诗词天赋,还有书法天赋,草书、隶书、飞白书法都有不俗的成就。他还很年轻的时候,在自家府邸建楼,藏书两万卷。又建造大园子,内有亭台楼阁,且安放了很多假山,作为游乐休憩的所在。大园子建好后,他很得意,置办大型酒会,约请僚属参观、助兴。

有一位府中的翊善名叫姚坦,在一片叫好声中,独自低头不看那些假山。元杰就强令他看看,发表点意见。

姚坦说:“但见血山耳,安得假山!”我只看到血山,哪里有什么假山。

元杰惊问何故,姚坦回答:“在乡下田舍时,看见州县衙役们来催缴赋税,有人暂时凑不齐斤两,就抓人家父子兄弟,送到县里鞭笞,只见流血遍体。这些假山都是小民租税所为,不是血山是什么?”

元杰闻言,很是不快,但也拿他没有办法。

当时太宗也正在苑囿之内做假山,听到这事后,赶忙叫人停工,将假山全部毁掉,不敢再建。

翊善,词义是辅佐人善言善行,唐代开始为太子设赞善大夫,宋改为翊善。主要职责是侍从讲授。相当于太子老师,是个很有尊荣的职务。

姚坦初入赵元杰府邸时,太宗就曾召见他和其他翊善们,很诚恳地说:

“我这些儿子生长在深宫,不懂世务,所以一定要选择优秀的士大夫作为辅佐导师,要让他们每天都能听到忠孝之道。你们这些翊善,都是朕千挑万选出来的,各自要勉力做好这件事。”

姚坦的故实,是思想史一大关节,理清个中委曲,对理解中国传统文人“以讦为直”的特点是一把秘钥,值得说说。

史称姚坦性情“木强固滞”,像木石一样坚硬,固执,不太懂圆通。但这是史上评价,太宗对他的评价却经历了一个过程。看清这个过程,可以了解宋代文人性格的复杂与丰富。

赵元杰虽然堆垒假山,不免靡费,但是并不一味搜刮民脂民膏,也并不过分放纵,但是只要稍稍有点“佚豫”,悠闲安乐,姚坦就要“丑诋”,用一些过分的难听的话矫正他,而且还常常“暴扬其事”,到处传播赵元杰的“佚豫”。元杰不喜欢这个“老师”,认为他太过分。太宗也渐渐了解到姚坦的“直言”有很大程度的攻讦成分,就劝导姚坦说:

“元杰啊,也算是知书好学的人啦,也差不多算一个贤良的亲王啦。即使他有不合于礼法之处,您也应该婉辞规劝开导;何况他并没有大的过错,您这么诋毁他攻讦他,这难道是辅佐赞助之道吗?”

赵元杰的左右也不喜欢姚坦,就教元杰装病不上朝。太宗每天让人来看望他,过了一个多月,“病”还没有好,太宗很是忧虑,于是召来乳母问元杰的病情。这个乳母正是教他装病的人,就对太宗说:“王爷本来没有病,但是这个姚坦总是挑刺,弄得王爷日常活动也不自由,不爽,所以生了病。”太宗一听这话来了气,他不是气姚坦,而是气儿子和儿子的左右。太宗说:“我好不容易选了端正之士,辅佐儿子为善,儿子不能用师傅的劝谏,现在又装病!这是要让我剔除端正之士,你们好放纵自便!做不到!况且我儿年少,一定是你们这些老家伙出的馊主意!”于是让人将乳母带到后苑,打了一顿板杖。随后,又召来姚坦,安慰他说:“爱卿居住在王宫里,能以正派被群小嫉恨,实在不易。爱卿就这样,不要担心别人进谗言,朕必不听!”

太宗此举,就叫明察,看上去很简单的事,但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。仁宗朝有个名相吕夷简评论此事说:

爱憎之不察,为害深矣。妺喜恶鄂侯,谗于桀而脯之。妲己恶比干,谗于纣而剖之。骊姬恶申生,谗于献公而杀之。靳尚恶屈原,谗于楚而逐之。绛、灌恶贾谊,谗于文帝而疏之。甚者李林甫谗杀太子,二王及其朝臣韦坚、李邕辈,又逐太子妃韦氏、良娣杜氏。呜呼!爱憎之不察,为害如此。且小人之心险如山川,毒如豺虎,微失其意,则无所不至。人君不能明之,则谗人得行,善人罹患,可为痛惜者也。太宗明宫人之诈计,知姚坦之见憎,虽尧舜之聪明,殆不过是。

如果不能明察人之爱憎,作为君王,为害就太深了。夏王朝的妺喜憎恶鄂侯,就向君王桀进谗言,结果将鄂侯做成了肉酱。殷王朝的妲己憎恶比干,就向君王纣进谗言,结果将比干剖了心。晋国的骊姬憎恶申生,就向献公进谗言,结果将申生逼得自杀。楚国靳尚憎恶屈原,向楚王进谗言,结果将屈原驱逐流放。汉代的周勃、灌婴憎恶贾谊,就向文帝进谗言,结果将贾谊外放疏远了他。更有甚者,唐代的李林甫还进谗言杀害太子、二位亲王以及朝臣韦坚、李邕,驱逐太子的妃子韦氏和良娣杜氏。唉!爱憎不能明察,为害就是这样!况且小人之心倾险起伏如山川,毒辣狠心如豺虎,稍微有一点让他失意,他报复起来就没有他做不到的。人君如果不能明察这一点,则谗言就会生效,导致善人遭殃,真是可为痛惜的啊。太宗能明白洞察赵元僖东宫之人的诈计,知道姚坦被他们憎恶,即使是尧舜那样的视听聪明,也不过如此。

太宗对善于进谗言的小人似乎有一种天然的识别能力。

淳化年间,中书政事堂有一个大臣王沔,因为过错而被罢政,回到家中。正好有个小吏因为过去的罪过被人举发,小吏的事也牵连到中书人员。于是有小人就窥伺到这类机会,兴致勃勃地开始诋毁王沔。其目的一来是讨好君王——他认为王沔既然罢免,君王一定对王沔不满,正好借此迎合君王;二来是以此获得晋身的资格。太宗一眼看出这位小人乃是落井下石之辈,于是不动声色地对他说:“吕蒙正有大臣之体,王沔甚为明敏。”这话将吕蒙正也拖进来,做个掩护,像是在历数大臣功过,给这个小人也留了脸面。史称“毁者惭而退”,进谗言的小人惭愧而退下。

帝制时代——事实上,任何时代——领袖人物的“明察”,是一种珍贵品格。

卖直取名

几年后,赵元杰薨,改姚坦为卫尉少卿,判吏部南曹,这是吏部下的一个中级职官。太宗因为与他是过去老相识,有一天召到殿中聊天。姚坦说到过去在王府中的事,说话间就流露了对诸王各种短处的批评,并自诩乃是一个“敢言”的耿直人物。姚坦退下后,太宗对左右说:“姚坦在王宫府邸,不能用正确的义理委婉劝导,诸王有点小的过失,他就批评矫正还到处传播。这种行为叫‘卖直取名’,不好。”

“卖直取名”,就是拿着忠直当作奇货,博取“直”的名声。这是古来读书人未能做到平衡之道,也即未能理会中庸精神的一种失礼行为。与此相近的一个说法就是“讦以为直”,攻击别人的短处或揭发他人的隐私,来炫耀自家的直率。《论语.阳货》中,大贤子贡明确表态:“恶讦以为直者”,厌恶用“讦”当作“直”的行为。“称人之恶”“居下流而讪上”“勇而无礼”“果敢而窒”“徼以为智”“不逊而以为勇”(传扬他人的坏事、居下位因嫉妒而谤讪上位、胆大而没有礼、果敢而不通情理、剽窃而自以为聪明、不谦逊而自以为勇敢),都与“讦以为直”一样,是君子所不愿意看到的,也是君子所需要警惕的人类弱点。按现代交往理论,这类行为都属于“不妥当”。这并不是小事情。西方论人格成就,传统中国论修身,都需要在一种规则下行动。违背规则,就容易引发纠纷、矛盾、仇恨。所以儒学出于对天下文明的思考,有了对士大夫(而不是庶民)“以修身为本”的连绵不断的君子教诲。

王夫之有一篇著名的论文《俟解》,内中说道:“唯‘直’之一字最易蒙昧,不察则引人入禽兽。故直情径行,礼之所斥也。证父攘羊,欲‘直’而不知‘直’,堕此者多矣。”世人以讦为直,以为自己“直爽”“耿直”,却不讲“礼”之所在,此为儒学所不取。所谓“大义灭亲”,指证父亲“攘羊”,就是背礼之行。“直”,在孔子儒学那里,并不具有绝对价值。

太祖太宗之时,儒家人物往往“大醇小疵”,都有一些浮躁性质的弱点,距离圣贤人物的“恭而安”境界还有距离。

姚坦“卖直”,显然是缺乏修养的表现。太祖太宗,意欲养成文明天下,对这类不完善,负有“大祭司”式的道义担当,所以他们瞩目于此,在做着点滴努力,推进着天下的文明展开。太宗看到姚坦的“卖直”,就去教导他改善方法;但是看到王府人试图除掉翊善师傅时,又惩罚了王府人;当姚坦沾沾自喜于自家的直率时,太宗有了私下的评价。这些,都可以看成是对道德天下小心翼翼的呵护。文明之邦,自有如此一大关节。这是孔子以来,传统圣贤很注重的价值方向。美国汉学家芬格莱特在他的《孔子:即凡而圣》一书中有言:“无庸置疑,孔子的主要成就之一,就是以一种在中国前无古人的方式发现并教导我们:人的存在有一种精神—道德的维度。”承认人的存在的“精神—道德的维度”,就会理解历史圣贤的用心与大义。

犬儒主义者是不可能理解这一番道理的。

“八大王”赵元俨

太宗六子赵元偓,在一场大火后,受了惊吓,暴病中风,薨,年四十二岁。

太宗七子赵元侢,体质瘦弱多病,中年而亡,年三十四岁。

太宗八子赵元俨,在太宗诸子中享年较长,他病逝时,年六十岁。

元俨,也是太宗很喜爱的一个儿子。一般儿子都早早出宫,封官,但太宗不愿意要他早出宫,一直到二十岁,才给了他一个封号。宫中因此称他为“二十八太保”,因为他行八。史上又往往称他为“八大王”。戏曲中往往称太祖儿子赵德芳为“八大王”“八贤王”,其实真正的原型应该是赵元俨。

元俨长得很有威严,大脑门,方腮,这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之相。神态中更有一种凛然不可犯的宁毅之气。史称“天下崇惮之”,天下都对他有一种崇拜和敬畏,甚至“名闻外夷”,连契丹、西夏等都知道他。契丹燕冀之地,有小儿夜啼,家里人就吓唬小孩子说:“别哭啦,别哭啦,再哭,八大王来啦!”

元俨也是一个才子,平生“寡嗜欲”,没有太高的生活欲望,就是喜欢藏书,好文词,绘画有造诣,书法学王羲之王献之,工飞白——这是一种笔画中流露毛丝现象的书法艺术。太宗和五子赵元杰也善于这种书法。

他年龄大,仁宗即位时,元俨应该是赵氏家族中最为德高望重的宗亲。他担心太后猜忌,于是自我韬晦,关门在家,谢绝人事交往,甚至假装神经病,不再上朝。一直到太后病逝,他才恢复正常。当时陕西正在用兵对付西夏,他每年有一笔“公用钱”。这笔钱略似民国“特支费”,属于政策性公款,可以归主官自由支配。“滕子京谪守巴陵郡”,就与“公用钱”开支有关。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,容后慢表。但元俨体谅国家艰难,就主动上缴五十万,用来资助西北战事。仁宗不想拒绝他,但又不想让他生活拮据,就收了他一半。

元俨有一次曾经问他的翊善师傅:“元昊平未?”西夏的那个李元昊被平定了吗?翊善师傅说:“还没有。”元俨道:“如此,安用宰相为!”这样,哪里还用得着那些宰相!此言一出,给当时朝中的参知政事、左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们,甚至枢密院枢密使、副使们带来极大压力,史称“闻者畏其言”。

庆历三年(1043)冬,中原降雪,冰冻厉害,占卜者说:“恐怕对大臣不利。”结果赵元俨就病倒了,病情凶险。仁宗很尊重也很敬爱自己的叔叔,不免忧形于色,亲自到他的卧室内,调药给他。赵元俨于是屏退左右,跟皇侄说了很多体己的话,都是一些忠言。仁宗要赐给他白金五千两,赵元俨坚决不肯接受,对仁宗说:“臣病重就要死了,哪里还要让国家如此破费!”仁宗闻言不禁流下泪来。转年正月,元俨薨。

太宗九子赵元亿,很早就夭亡了。

“驸马升行”

可以略说说太宗的七个女儿。

太宗女儿史上记载,多没有出生时日,此处年龄据一般成婚在十八岁内推算。

长女,长滕国公主,早亡。

二女,徐国大长公主,太平兴国九年(984)下嫁,淳化元年(990)薨。死时应该二十四岁。

三女,邠国大长公主,太平兴国七年(982)为尼,号员明大师。八年(983)卒。她应该比徐国大长公主小,死时二十岁不到。

四女,扬国大长公主,至道三年(997)封宣慈长公主。咸平五年(1002)出嫁,明道二年(1033)薨,无子。死时应五十岁左右。

五女,雍国大长公主,咸平六年(1003)出嫁,景德元年(1004)薨。死时估计不到二十岁。

六女,卫国大长公主,至道三年(997)封寿昌长公主,天圣二年(1024)薨,未婚,或不到三十岁。

七女,荆国大长公主。这是太宗很喜爱的一个公主,年龄最小,但享年最长,皇祐三年(1051)薨,年六十四岁。

这个公主从小就是个很严肃的女孩子,太宗曾经将各种宝藏陈列出来,让各位公主挑选,想从中观察一下女儿们的志向,这位荆国大长公主一无所取。史上讲述这个故实,是要证明:荆公主不贪。

不仅不贪,她还很贤惠,懂礼法。

按照“旧制”,公主下嫁后,驸马辈分要升格,升到与叔父一行;或者也可以说,驸马的父辈要降格,降到与驸马一行。譬如,名流柴禹锡的孙子柴宗庆“选尚”公主之后,成为柴禹锡的儿子辈,与自己的父亲平辈。譬如,太师王溥的儿子王贻永,“选尚”公主之后,成为王溥的平辈。平辈的标志是改名。柴宗庆的父亲叫柴宗亮,所以他的名字也要成“宗”字行;王贻永的父亲叫王贻正,所以他的名字也要成“贻”字行。柴宗庆、王贻永,都是“选尚”公主后改的名字。这是令今人几乎无法理解的一个“规则”。

为何施行这种“驸马升行”制度?据说是为了体现皇女的尊严——为了让皇帝的女儿到了驸马家,不至于向舅姑也即公婆行跪拜礼。因为舅姑属于“臣下”,皇女代表皇室,向舅姑下拜,于礼法不通。所以,“废公主事舅姑之礼”是“驸马升行”制度的原因。但是考察下来,会发现四个疑点:

一、所谓“驸马升行”,并没有诏令、敕书等官方文献颁布。这证明这不是正式的国家制度。

二、整个大宋王朝,明白记录“升行”的驸马只有少数几例。证明这不是一个普遍施行的国家制度,甚至不具有统计意义。

三、现在看到的实在案例,都发生在真宗一朝;而真宗又并不真心赞同这种制度,甚至鼓励公主们打破这种制度,老老实实地向舅姑行礼。这证明是否施行这种制度,公主可以自由选择。

四、神宗时,明确废除了这个旧制。这证明这种“旧制”不过是礼制演化史上的阶段性现象,影响不大。

基于以上疑点,我不得不怀疑,这种“旧制”,它的真实起源,很可能不过是由柴禹锡开其端的独立案例,被后来的驸马之家效法。

《宋史.柴禹锡传》有记录说:“景德初,子宗庆选尚,召禹锡归阙,令公主就第谒见,行舅姑礼,固辞不许。”真宗景德初年,柴禹锡的孙子“升行”为儿子,改名柴宗庆后,“选尚”公主,皇上召柴禹锡从贝州(今河北邢台)节度使驻地回到朝廷,真宗令公主到柴禹锡府上去行女儿见公婆之礼,柴禹锡坚决推辞,不允许。这个故实证明,柴宗庆已经从孙子“升”为儿子了,再由儿媳妇去见原祖父、现公公,柴禹锡都不敢接受。囿于难解的礼法关系,却将驸马的戚党关系搞得如此复杂,柴禹锡可能是始作俑者。从此以后,他人“选尚”公主,不敢不援以为例,以示对皇族的尊敬。就像很多“敬上”的规矩(不是规则)往往由下位者发端一样,“驸马升行”之“旧制”,很可能也不过是由驸马之家而不是公主之家所推行(而不是制定)。第一家推行之后,第二家跟进,于是,成为“旧制”。

荆国大长公主恪守“古礼”

荆国大长公主赶上了这个“旧制”时代,但她主动选择了不认同这个“旧制”,而是恪守比这个“旧制”更“旧”的“制度”——古礼:儿媳妇就要拜公婆。

真宗大中祥符元年(1008)冬,已故名将李崇矩的孙子李遵勖,“选尚”荆国大长公主——真宗改为万寿长公主,李遵勖“驸马升行”,以祖为父,李崇矩由“亡祖”成为“亡父”,如王贻永案例。但李遵勖的生父李继昌还健在,正好有个祝寿活动,公主准备,见到他时坚持行“见舅姑礼”,也即按照千年礼法,叩拜真实的公婆。她没有那种来自于皇族的傲慢。在荒谬的“驸马升行”“旧制”中,她扼守了一点人间温情。她将这个决定告诉了真宗皇帝。

有意味的是,真宗皇帝听说自己的妹妹能行“古礼”而不行“旧制”,很高兴,当即秘密地赠送了她一批古来为舅姑祝寿的重礼,史称“助其为寿”。

公主的贤惠还体现在一些细节方面。她与李遵勖的感情看来不错,李遵勖的宾客都是当时的贤良人物,常有饮宴。每当这时,公主就要亲自下厨,检查饭菜质量。她在李府,并不颐指气使,养尊处优。

公主还很宽大。曾经有盗贼进入公主府第,真宗知道后,命令有关部门抓人审讯,必须破案。公主就要求将那些被抓来的嫌疑人全部放掉,而后用自己的私房钱悬赏,最后得到了真正的盗贼。按法此人当死,但公主知道后,“复请贳之”,又请求赦免原谅了他。

驸马李遵勖出守许州(今河南许昌),忽然得了急病。公主闻讯,当即就起身,要去看望、照料丈夫。左右说:“公主动身,按规定要报告朝廷才可以行动。”公主不听,带了五六个随从就离开汴梁,匆匆赶往许州。一百多里路,一个富贵人家的女眷,遇到盗贼不是耍的。真宗听说后,马上派出内侍乘快马督告路上诸县,要有巡逻兵护卫公主车驾。

不幸驸马病逝,公主为之按古礼居丧,规定的时期内,丧服没有离身。丧期满,从此不再身着华丽服饰。

有一次,到宫中与亲人宴饮,真宗亲自为妹妹簪花,公主推辞说:“我已经发誓不做这种打扮很久了。”

公主也善良。有一次她在洗浴中摔倒,右臂摔伤。真宗跟妹妹一直关系很好,心疼妹妹,就要责罚服侍的婢女。公主说:“我身体衰弱,走路困难,不是左右的过错。”于是左右没有受到责罚。

公主也有才,喜欢绘画、历史,能唱歌、作诗,尤其善于女工之事。

她恪守传统礼教,经常教育几个儿子说:“你们要坚持忠义,以此自守;不要仗恃着你们的母亲是皇家公主就为所欲为,那样可就召来祸患,悔之晚矣。”

公主晚年患了眼疾,双目失明。真宗和后妃、亲族们都来看望她,真宗甚至还亲自舔舐了妹妹的眼睛,左右看到,都感动得流下泪来。真宗很悲恸地说:“先帝留下我的伯仲姐妹们十四人,现在只剩下大公主了,怎么会得这种病!”然后,又问公主,子孙们有什么要求。公主说:“岂可因为母亲生病而邀请国家的赏赐啊?”真宗不听,还是准备送给妹妹家白金三千两,但公主根本不接受。真宗对左右说:“大公主的这个病,要是能转移到我的身上,我也不推辞!”

公主虽然失明,但平时起居,姿态很是平和冲淡,不以为意。

她给儿子们留下的遗言是:“汝父遗令:柩中无藏金玉,时衣数袭而已。吾殁后当亦如是。”你们的父亲临终前曾有遗令:棺柩中不得放置金银宝玉,就放几件时令的衣服。我死以后,也要这样。

统计下来,太宗八子七女十五人,元佐六十二岁,元僖二十七岁,真宗五十五岁,元份三十七岁,元杰三十二岁,元偓四十二岁,元侢三十四岁,元俨六十岁,其中一人死时二十多岁,三人死时三十多岁。显然,这类死亡与“谋害”无关。如果加上太宗的女儿,七个女儿,三人死于二十岁前,更与“谋害”无关。宋代皇族长寿者少,此事当与遗传基因有关。将唐代“玄武门之变”那种骨肉残杀的故实转移到宋代太宗与赵德芳、赵德昭,甚至赵廷美身上,可能投影错位。

我不信太宗赵炅为了巩固皇位,有意逼死赵德昭、有意害死赵德芳、有意贬死赵廷美。赵德昭之死,乃是自杀——太宗一句话,没有欲令其死的“犯罪主观动机”。赵德芳之死,乃是病逝——史上记录中,看不到太宗谋害的任何记录。赵廷美之死,要复杂一些,部分是他咎由自取,部分是形势所迫,太宗不得不做出严肃处理,但也不是太宗赵炅必令其死——太宗没有必要留下史上骂名,他的襟怀,比起史上诸帝来,要阔达得多。轻易不动杀念、不起杀机,是大宋帝王历来让人称奇的一个特点。宋太祖围困金陵旷日持久,但还是不愿意无辜杀人;宋太宗攻取太原,契丹随时可能来援,但看到将士争奋登城,他还是担心城破之后,控制不住而屠城,竟下令攻城稍缓。富有如此这般圣贤气象的人物,会谋于密室,暗中策划,杀害自家骨肉?我无法相信。

了解赵廷美之死,可以看懂大宋皇室大半。

赵普失宠三案

太宗“乘胜取幽蓟”失利后很长时间,开始封赏。赵廷美因为跟从征讨太原,也是有功之人,晋封秦王。此前,赵廷美已经有了一大串官职:嘉州防御使、兴元尹、山南西道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检校太保、侍中、京兆尹、永兴军节度使、中书令、开封尹、检校太师、封齐王等。

名相卢多逊与秦王赵廷美关系良好,二人经常有来往。

太平兴国年间,卢多逊正在执掌朝政。他应该是“权臣”般的人物,史称“卢多逊专大政”,有关部门接受了群臣的奏章,如果不事先禀报卢多逊一声,都不敢直接递送太宗。

昔日名相赵普曾在太祖晚年出镇河阳(今河南孟县)三城为节度使。等到太祖驾崩,赵普来朝,被授太子少保,留在京师,但已经没有了参与军政的实际权力。

卢多逊与赵普关系一直紧张。卢多逊压制赵普,乃至于赵普多年“奉朝请”,就是上朝点卯,已经没有实权,赵普对卢多逊也有忌惮。也许卢多逊是赵普一生中,唯一有所顾忌的人物。他一直在避让。但卢多逊一步紧似一步,给赵普下绊子。赵普于是“郁郁不得志”多年。

赵普当年劝导太祖不要执行“金匮之盟”,为江山社稷计,要走回权力分配的正常模式:嫡长子继承制。这个意见,被太祖按捺住,让一场可能的权力争夺消弭于无形之中。但从此赵普的此一行迹成为太宗的心病。如果王禹偁《建隆遗事》记录的故实是真实的,卢多逊会知道得更多,很可能已经在太宗面前设法洗清了自己,将赵普打扮为一个阻止太祖施行“金匮之盟”的人;如果《建隆遗事》记录不是真实的,卢多逊也应该知道一点赵普劝导太祖“传子不传弟”的蛛丝马迹,很可能放大了事实,导致赵普在太宗面前失去了话语权。简言之:卢多逊与赵普的权力争夺一直存在;而这一场争夺的砝码与“金匮之盟”有关;争夺中,前半场赵普失利。

赵普得罪太宗,除了“兄终弟及”与“嫡子继承”之争外,还有三件事值得注意:符彦卿案、姚恕案、冯瓒案。

当初赵普辅佐太祖“削兵权”,但太祖想让宿将符彦卿来做三军副总司令,赵普多次劝谏,认为符彦卿盛名已经到达顶点,不可再委以重权。太祖不从,宣令已经写好,下发政事堂,到了赵普这里。赵普怀里揣着这份宣令,来找太祖。太祖迎着他说:“是不是为符彦卿的事来的啊?”赵普说“不是”。于是来奏其他事。其他事奏罢,还是说到了符彦卿,赵普从怀里掏出宣令给太祖,要求收回成命。太祖说:“这份宣令怎么还在你这里?”赵普说:“臣忝居中书,处分这类任命,担心有意外。请陛下深思,不要将来后悔。”太祖说:“爱卿何苦这么怀疑符彦卿?你这是为什么啊?朕待符彦卿甚为优厚,符彦卿岂能辜负朕啊?”赵普这时候说出一句狠话,直击太祖软肋。他说:

“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?”过去周世宗待陛下也很优厚,但陛下何以能辜负周世宗呢?

赵普的意思就是:辜负不辜负,不是符彦卿说了算的,一旦有“权反在下”士兵“阴谋拥戴”,将黄袍给符彦卿披上,那时候,不辜负你赵匡胤也得辜负了!就像当初在陈桥,辜负不辜负,也不是你赵匡胤说了算的,被人黄袍加身,你那时候,不辜负周世宗也得辜负周世宗了。

史称“太祖默然”,于是没有任命符彦卿为禁军司令。

但符彦卿的一个女儿早在后周显德年间就嫁给了赵光义,开宝八年(975)逝世,赵光义践祚后,追册她为皇后,谥“懿德”,故史称“懿德符皇后”。赵普反对赵光义的岳父符彦卿出任典军时,符皇后还在世。

此事,赵光义会怎么想?

太祖开宝四年(971)冬,黄河在澶州决口。澶州通判姚恕正负责管理地方政事,因渎职罪被正法。

当初,姚恕任开封府判官,在赵光义门下。他曾有一次来谒见赵普,正赶上赵普宴请客人,门卫不给通报,姚恕大怒而去。赵普知道后,赶紧派人去向姚恕道歉,并挽留他不要走。但姚恕还是“不顾”,不搭理赵普,绝袖而去。赵普于是知道这个人已经跟他结了梁子。等到太祖要为澶州选择一个副手,赵普就推荐了姚恕。姚恕曾经是赵光义府邸上的旧人,等到“渎职”获罪,赵普也不相救,任姚恕被杀,尸体扔到河里。

此事,赵光义会怎么想?

有一位枢密直学士冯瓒,在太祖乾德年间曾经知梓州(今属四川三台)。当时刚刚平定后蜀,川中还不平静。冯瓒也曾制止了多起兵变,很为太祖所欣赏,却遭到赵普的猜忌。于是,他开始调查冯瓒,果然发现了他的“奸事”,于是太祖紧急调冯瓒回朝,亲自审问,冯瓒认罪。

与此同时,赵普又派出亲信,到由蜀地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潼关,去清查冯瓒回朝带来的行囊,发现里面有很多从蜀地搞来的“逾制”之物,如黄金腰带等,还有很多珍玩。史称皆“封题将以赂刘嶅”,冯瓒都已经封存好,准备送给时任开封尹赵光义的幕僚刘嶅。赵普将赃物带回来讯问,冯瓒也认罪。

于是,赵普坚决主张处死冯瓒。

但太祖免其罪,流放海岛。原来规定十年不能回朝,但后来赶上大赦,还是回来了。

太宗即位,重新任命了他,还跟随太宗平定北汉,被授为大理卿,兼判秘书省。他病逝于太平兴国年间。

太宗还在做晋王、做开封府尹时,冯瓒试图经由晋王幕僚刘嶅,来讨好晋王,而刘嶅正以工部郎中身份出任开封府判官,结果冯瓒被法办,刘嶅也遭到免官处理。赵普以法制裁来自晋王府的人,还隐约将贪渎之事引向了赵光义。

此事,赵光义会怎么想?

“普由是愤怒”

赵普的辣手,他人不及。

所以当卢多逊逼迫赵普,赵普一旦反击,卢多逊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。赵普绝地反击的决心,是看清了形势:我赵普的退让,在卢多逊那里赢不来丝毫善意理解,事情只能越来越糟。

后来又经历了两件事,赵普忍无可忍了。

第一件事。

赵普的妹夫,太常博士、西京洛阳的太守侯仁宝,因为他的父亲是侯益,大家族,在洛阳有豪宅,有良田,因此决意优游自适,不想再参与军政事务,落得做个散仙。但卢多逊却向皇上推荐,让侯仁宝到南边邕州去做知州,一去九年。那时的邕州,就是今天的广西南宁,对大宋来说,是一个遥远的岭外苦地。那应该是太祖年间的事了,但直到太宗太平兴国五年(980),也没有派人来替代他。

千年之前,外放官员,特别盼望的就是“回家”。“回家”是唐诗宋词的重要主题。端拱元年(988),有一位外放官员名李巨源,原来在朝中任右谏议大夫,太宗令他知朗州。朗州在哪儿?就在今天的湖南常德。今天由常德到台北,包括转机,飞机几个小时的工夫;到开封,火车也不过十几个小时;但在宋代,那就太遥远啦。这位李巨源因为与太宗有“旧恩”,从早到晚都盼着能够被召回。他对僚佐说:“陛下一定会想着我,我哪能在此久居呢?”过了几年,驿站传来了“堂帖”,也即由宰辅从政事堂发出的文件(区别与禁中发出的诏令、敕令),要他乘驿站车马回朝廷。李巨源启封,看到这个消息,大笑而死,史称“喜极气绝而卒”。

侯仁宝与李巨源怀有同样的心思,日夜盼望回京。

他是富贵子弟,很担心这样因循下去死在岭外。

说话正赶上交州国乱,侯仁宝想想,要利用这个机会回去一趟,就上疏说:“交州主帅被害,国家大乱,宋师可以偏师取之。我愿意乘驿车到朝廷来面奏交州形势,希望朝廷能因此得到详情。”

太宗闻言大喜。原来交州也称交趾,曾经管辖今天的广西、广东和越南北部、中部。后来在南汉管辖时,丢失了越南部分。现在如果能收回,大好。于是就下诏同意他的意见,急调侯仁宝进京。

但按照规定,诏书要先到政事堂,卢多逊看到,就按下不发,然后对太宗禀奏道:“交趾有内忧,这是天要灭亡它的意思啦!朝廷出其不意,起兵袭击,乃是所谓‘迅雷不及掩耳之势’也。现在要是先召侯仁宝,必定会泄露我们的谋略,蛮寇知晓,就会阻山拦海,预为准备,那时,可就不容易攻取了。不如直接授侯仁宝‘飞挽之任’,直接就让他来做转运勾当,经略此事。然后,我们再发荆湖士卒几万人,长驱而往。这样,势必万全,犹如摧枯拉朽也。”“飞挽”,是“飞刍挽粟”的略写,意思是飞快地调集粮草,用于战争后勤供给,事实上就是任命侯仁宝为转运使。太宗那时正在信任卢多逊,当即同意。

太宗了解到交趾丁朝内讧事:血腥的政变后,丁朝的六岁小皇上丁璇即位,太后杨云娥掌权。她似乎看到宋师的异动,就命令权臣和情人黎桓整备兵马以应对宋师。但黎桓兵权在手,成为交州“兵强马壮者”,于是,在太后兼情人杨云娥的怂恿下,在部下的“阴谋拥戴”中,黎桓成为皇帝,建立了前黎朝。丁璇被废,从皇帝降格为王,而杨云娥则与黎桓结为夫妇,并被黎桓立为“大胜明皇后”,而杨云娥的前夫丁先皇的称号本来就是“大胜明皇帝”。黎桓为情妇如此加封,史上认为是对杨云娥“永远的嘲笑”,但性爱心理或可以解释:男性占有欲望作祟时,荒淫也可以包装为一种庄严。

于是宋太宗以扶立丁璇复位为“出师之名”,讨伐黎桓篡位。侯仁宝被任命为交州路水陆转运使。兰州团练使孙全兴等人被任命为邕州路兵马都部署,宁州刺史刘澄等人被任命为廉州路(治所在今广西合浦县)兵马都部署,水陆并进讨伐交州。宋师同时向黎桓发出国书,指责其篡位之罪。黎桓派出牙将假扮丁璇的使者,到汴梁来,要求加封黎桓为节度行军司马。这意思就相当于中原藩镇的“留后”,上书后,等待朝廷批准,赐节钺,而后即可称霸一方。但这也不过是黎桓的缓兵之计,宋师是不是批准他做藩帅,他根本不在乎。太宗也看出黎桓这步棋,于是并不停止进军,但派出使者到黎桓之处,要他交出丁璇母子,入朝受封。黎桓果然不敢来朝。于是,战争继续。

黎桓袭杀侯仁宝

这时,宋师刚刚经历了“高梁河之战”一年,但这一次,初期宋师表现不错,战争持续了半年之久,到了天平兴国六年(981)三月,交州行营在白藤江口,一战获胜,斩首千余级,击溃一万五千余人,缴获战舰两百艘,甲铠上万。

侯仁宝率军继续挺进,已经过了今天越南的谅山。但孙全兴一部却停留在一个叫花步的地区,名义是等候刘澄的水军。刘澄这时正在越过北部湾,进入交州北部地区,孙全兴在此等候了七十多天,但已经失去了战机。黎桓已经部署妥当。刘澄与孙全兴会合后,由水路而前,黎桓退入支棱江,然后派遣使者向侯仁宝投降。侯仁宝信以为真,未做防备,黎桓夜袭侯营,宋师败绩,侯仁宝战死。

宋师闻听侯帅已死,率军撤退。

这时已经进入炎暑,宋师不适应这种酷热天气,战场形势也在变化,黎桓已经做好各种战略防御,宋师已经没有胜算。转运使许仲宣经略局部战役后,向太宗上奏,告知侯仁宝阵亡,要求撤回宋师。还没有等到太宗答复,他就开始分布大军分屯诸州,保境安民,并开库颁赏,救治伤病。他对人说:“如果等到朝廷答复,这几万人恐怕都要成为尸体,陈列在广野了。”于是又上章自我请罪。但太宗了解实情,下诏表彰了许仲宣。

孙全兴顿兵七十多天,严重贻误战机,被送到京师正法。其他将帅分别有赏有罚。侯仁宝被追赠为工部侍郎。

黎桓试图与宋朝修好,遣还俘虏,多次向大宋朝贡,要求承认他在越南的政治地位。到了雍熙三年(986)“岐沟关之战”后,太宗赵炅承认了黎桓,任命他为静海节度使。

侯仁宝知邕州时,有一项德政。邕州辖境的右江江畔,长有一种毒药树,当地人经常采摘了出售。侯仁宝认为此事不妥,上奏朝廷,诏令将这类树砍光了。现在考察,这类树可能属于桑科乔木,有毒,但也可以入药。树种至今还有。但侯仁宝此举应该出于仁心,值得表彰。

侯仁宝之死,让赵普的妹妹做了寡妇,于是赵普对卢多逊开始警惕:原来卢多逊不是简单的与我赵普政见不合,原来他是处处给我下绊子……

第二件事。

赵普的儿子赵承宗,与高怀德和燕国长公主的女儿订婚。当时赵承宗正在权知潭州,得到诏令,回汴梁成婚。但是还没有超过一个月,卢多逊就向太宗请奏,要求赵承宗“归任”,回到潭州任所。

这一场“新婚别”,让赵普难安。史称“普由是愤怒”,赵普从此有了愤怒。

赵普愤怒了,卢多逊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。

柴禹锡告发秦王

此时就要说到柴禹锡。

此人就是那个可能率先推演“驸马升行”的人物。

他在太宗还在做晋王时,就在府中供职。这是一个善于应对,很机敏的人物。太宗践祚,他也跟着做了官。到了太平兴国三年(978),他已经做到供奉官、翰林副使,又升为如京使,并掌翰林司。如京使,是古来即有的官职,但不是一个实权职务,属于闲职,但与一般闲职不同的是,它有备选的功能,也即如果朝廷有需要补官,可以从如京使中选任。此职略似“候补委员”。太祖时,曾任命如京使去从事经济类工作。柴禹锡是让太宗比较信任的“旧人”。到了晚上,柴禹锡在殿里值班,太宗有时就会召他来问询宫外之事。

有一次,柴禹锡等人在太宗问询时,“告秦王廷美骄恣,将有阴谋窃发”,秘密报告说秦王赵廷美骄悍自大、暴戾恣睢,可能会有阴谋,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作乱。

这是赵廷美大案第一次浮出水面的历史记录。

但究竟是什么阴谋?柴禹锡发现了什么?证据在哪里?

都没有。没有任何记录。在那个“动则左史书之,言则右史书之”的“实录”时代,如果柴禹锡有言,说及赵廷美的“阴谋”,应该留下哪怕片言只语。现在没有,可以同情地理解为:柴禹锡等人所说的是“密言”,言说之际,很可能“屏退了左右”,连充当录音功能的史官也屏退了。

但根据后来的故实“重行推断”,这个“阴谋”是可能存在的。

此事让太宗不安。

他想起昔日好友,大宋第一谋臣、机谋善断的赵普来了。赵普一生贡献的智慧,按数量考察,并不多,但都是解决帝国一等一的重要大事,其直面问题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或规划,都是极具“智谋”含金量的。赵廷美案,对太宗乃至于大宋帝国的国运,具有不可预测的挑战性。太宗在困惑中,要向他请教了。于是,“上诏问普”,太宗下密诏,问赵普此事该当如何应对。

赵普回答:“臣愿备枢轴,以察奸变。”

臣愿意在中央任职,来密查可能的奸佞之变。

赵普的机谋往往就在简短的言论之中。

他这句话九个汉字,却表达了至少四层或隐或显的意思,深深打动了赵炅。

第一层意思是:这是个事,我愿意来做,而我只要做,就会有结果。

第二层意思是:什么结果呢?“奸变”。

第三层意思是:我要在朝廷重要位置上,才有可能查出结果。这就等于向太宗求官,要求“复相”,再一次做宰相。我愿意为帝国效犬马之劳,但帝国也要对我有足够的信任。

第四层意思是:因为事情可能是一场“奸变”,问题很严重,如果不查清楚,会危及皇权,危及帝国。

密奏中的“权幸”

太宗在犹豫。因为他隐隐约约从几个渠道听说过赵普反对“金匮之盟”,反对“兄终弟及”……

就在太宗犹犹豫豫的几天中,赵普也感觉到了太宗为何在犹豫。于是,他不失时机地又上了一道密奏。

这一道密奏也同样或隐或显地表达了四层意思:

第一层意思是:我赵普乃是“开国旧臣”,做到宰相很正常,但是现在国家不正常,因此我没有继续在“枢轴”工作,是因为被“权幸所沮”,被权臣奸佞所坏事——而当时的“权幸”,就是卢多逊。

赵普剑锋所指,毫不客气。就像为赵廷美事先定性为“奸变”一样,这里又为卢多逊定性为“权幸”。结合后来的逻辑考察,就会知道,他先定性“权幸”之举,是打击政敌卢多逊至为锋利的一刀。赵廷美的“阴谋”与卢多逊有关,赵普有能力“察”此“奸变”,而且,最后的结局果然就是这样的“奸变”。如此,卢多逊哪里还有前途?

第二层意思是:我赵普是清白的,义理在我这一边。

说清这一层意思,要略略复杂些。

赵普在密奏中为自己辩诬,说到了“昭宪顾命及先朝自愬之事”,杜太后的“金匮之盟”和他当初向太祖的辩解。

赵普得罪人多。当初赵普反对太祖立太宗为帝,后来就有人向太祖汇报说赵普非议皇弟赵光义。

当时赵光义已经有了仅次于太祖的威望。赵普觉察到,如果赵光义将来称帝,对自己那是相当的不利。何况,即使在太祖朝,赵匡胤晚年也对赵普有了不信任,将他由朝官外放到河阳去做节度使了。于是,就在有人挑唆赵普与赵光义的关系时,赵普远在河阳,也赶紧再上一表,向太祖表明他对赵光义的崇敬之情。

表中说:“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,皇弟忠孝全德,岂有间然。矧昭宪皇太后大渐之际,臣实预闻顾命。知臣者君,愿赐昭鉴。”外间有人说臣轻浮地议论皇弟开封尹赵光义。皇弟是忠孝全德的人物,臣哪里敢那般挑拨离间地议论。何况昭宪皇太后临终之际,臣确实参与了顾命活动。知道臣一片忠心的是皇上您啊!愿您能明鉴(不要受他人挑唆)。

史称太祖赵匡胤得到这封表章后,与当初杜太后的顾命“慈训”一起藏在宫中,很可能一起放在了那个“金匮”之中。

现在,时机成熟,赵普将这事的来龙去脉说给太宗听了。

太宗于是让人到宫中去找那个“金匮”,果然发现了两份文件,一份就是“慈训”,也即杜太后的临终遗言,这份遗言的关键词就是“兄终弟及”,赵匡胤之后,帝位传给赵光义。另一份就是赵普盛赞太宗,写给太祖的表章。史称太宗因此而“感悟”,知道赵普没有错——那么,错的就是卢多逊了。

太宗于是在“感悟”之后向赵普道歉,他对赵普说:“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?朕不待五十,已尽知四十九年非矣!”

第三层意思是:太宗您要尽快恢复我的相位。

因为有了第一层意思和第二层意思的铺垫,让太宗“感悟”,所以,复相就顺理成章,水到渠成。几天后,太宗“以普为司徒兼侍中”,“司徒”是国家“三公”之一,只有宰相级别的官员才可以就任;“侍中”一直是宰相级别的官员敬称。有此二职,赵普已经重回相府,再执政柄。

第四层意思是:我赵普的儿子赵承宗,还在新婚之际,暂且不要放回潭州啦!太宗于是将赵承宗留在了京师。

这样一来,熟悉赵普的人们有了不安。

雷德骧与雷有邻父子

赵普轻易不动,动就是狠招,一击致命。朝臣都知道他的厉害,甚至,如前所述,因为赵普反对北伐,而侯莫陈主张北伐,跟赵普唱对台戏,最后让赵普抓到把柄,将他“正法”;名相窦俨,在太祖晚年已经开始怀疑赵普的时候,也不敢讲述赵普一句坏话,宁肯失去太祖对他的信任,也不敢得罪赵普。现在,赵普再次执掌朝政,更吓坏了一个人,就是雷德骧。

雷德骧在太祖时出任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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